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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江的水，依舊在流。蔣經國先生年輕時，在江西南部服務，寫過一篇感人的散文，題為「贛江的水，依舊在流」。我援此例，是有感於久不見漢江，而且它未改名。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一九八三年，初抵漢城，震懾於這座城市的規模。它有世界最大單一城市之稱，人口、面積和建築物等，都是台北的四倍以上，早已不是台灣中學地理課本所載，韓戰前後的殘破景象了。由於反差太大，我的心情沉重起來，想到井底之蛙、夜郎自大之類熟透的成語，竟然就是我們的自況，實在始料未及。此刻的漢江畔，遊人或垂釣，或散步，一派悠閒，很難想像四十多公里外，一如台北與中壢的距離，就是前線板門店。此時的淡水河，號稱黑龍江，異味撲鼻，乏人問津，對比太過強烈。我的首度韓國行，如遇風雨的衝擊。一九八九年，再訪漢城，前一年，韓國已舉辦過奧運，高聳的選手村，成為國民住宅，這座城市的場面更大了。再度進入中華民國大使館，大使從薛毓麒先生，換成鄒堅先生，不變者，俱為謙謙君子。大廳的牆上，鐫刻了蔣介石總統的題詞，首句說：「韓國古稱君子之國。」君子派駐君子國，誰曰不宜？我卻在偌大的使館中，想到韓國遲早會和我們斷交。這樣的悲觀，不僅來自「勿友不如己者」，韓國不會這樣想嗎？更重要的是，大陸太大又太近，影響朝鮮半島至巨，中華民國政府離開大陸太久，與大韓民國的歷史情誼，能拉多長呢？一九九一年，南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。一九九二年，韓國與我國斷交。斷交是必然的，沒有中共的加持，韓國就進不了聯合國，它必須回報；甚至，它主動投懷。當時的韓國外長即稱，假如不與大陸建交，到了二十一世紀，亞洲四小龍，第一個除名的，就是韓國。現在，韓國是世界第十大經濟體，最大的貿易對象是大陸，猶勝美國與日本。因此，犧牲與中華民國的邦交，算什麼呢？同時，犧牲在台北的韓國大使館，算什麼呢？那棟別緻的建築物，位於台北市忠孝東路，後來成為觀光局的辦公室，最終夷為平地，如今即將蛻變，化為大巨蛋的一部分了。倒是漢城鬧區的中國大使館，歷經大清帝國、中華民國、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依然為外交官所用，只是館內蔣總統的題詞，必已無存。對中共來說，這又算什麼呢？斷交那一幕，依然深印心頭。夏廣輝先生曾在館內，熱情招呼我們，如同家人。這位山東華僑，在降旗那天，和數以百計的館員與僑胞，揮淚痛哭，是如此無助。我在台北的電視機前，想到他們的無辜，以及國家的無力，失去亞洲最後一個邦交國，一切源於一九四九年失去了大陸，就要承受百般的炎涼。「所謂國際，這樣的氣候便是」，余光中先生的開示，還是卸不下我心中的巨石。以後可有韓國行？此念一轉二十五年。二○一四年，三探漢城，它已經改名首爾，漢江則未改稱首爾江；有人建議改為近音的韓江，也未成案。流動的水，仍是漢江。瘂弦先生告訴我，韓國政府改得了文字，卻改不了語言，首爾（Seoul）仍是中國話「首都爾」的簡稱。韓國者，異國也，想要「去中國化」，似屬理所當然，但要完全「去中國話」，實不可能，首爾只是一個顯例。至於「去漢字」，朴正熙總統即已推動，至今的確少見。我們在堂皇的國會裏，看到早期議員的簽名，完全是漢字，現在則少得可憐。若與日本相較，我不禁想問：有此必要嗎？日本不廢漢字，無損其獨立，反而豐富其國力。古今中外的文化，總見磁吸作用，強勢勝過劣勢，最後如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。滿人入關，努力學習漢文，乾隆皇帝的漢詩，數量冠古今，未聞其強迫漢人學習滿文。漢人來台，繼續使用中原古音，包括閩南語和客家語，少有學習原住民語言者。我自己總是同情弱者，但不能不面對強勢的文化。韓國現在面對中國的崛起，中文已成為顯學，僅次於英文，中學列為課程，這是識時務的表現。至於街頭少見漢字，就像少見英文一樣，我必須提醒自己，不要耿耿於懷。可喜的是，韓國的小學課本，特別寫到蔣介石先生，支持韓國獨立，貢獻良多。看來，韓國固然有「恨」的文化，並未完全失去感恩的能力。我們抵韓的第一天，台北代表部的石定大使，就陪訪了國會議員朴明在先生，更以人蔘雞湯的晚宴，驅散零下三度的寒意。此時重逢夏廣輝先生，他已是代表部的顧問，以一貫的忠誠，協助大使，開拓館務。走過二十二年前的斷交，台北與首爾之間，似已柳暗花明。第二天早晨，石大使在代表部門口，熱烈歡迎我們。「駐韓國台北代表部」的銅牌上，鑲有中華民國國旗，進門處和會議室，各有兩面大型國旗，在異國一分鐘內，看到五面國旗，感動莫名。一九四九年以後，中華民國的邦交國，從最高時期的六十九國，減為現在的二十二國，處境實在艱困。外交官在非邦交國的工作，更是難上加難，其中的汗淚，宜有一部「中華民國外交史」，以及另冊「中華民國外交官」，完整紀錄，垂諸青史。代表部在世宗大路，占地六百餘坪，同仁五十餘位，堪稱大館了。青瓦台總統府在附近，清溪川在眼下，地理位置甚佳，雖無昔日大使館的廣闊庭院，但也寬敞明亮，是現代化的辦公室。國父遺像和馬英九總統肖像，在會議室對望，我不禁默禱：天佑中華民國！世宗是朝鮮王朝的明君，一四四三年，他和幕僚創造了韓文，稱為訓民正音，但是遲至五百年後，才被廣泛使用。我在政大服務時，曾在典麗的世宗研究所，和韓國智庫的學者座談。正因明君不可多得，所以世宗無所不在，這也道出後代的想望，各國皆然。石大使為我們簡報，提到旅韓的華僑，持中華民國護照者，現約一萬八千三百人。他們的祖籍多為山東，未必來過台灣，仍奉中華民國正朔，和我們同一國，其中二十餘位在代表部服務，視我們如親人，照顧有加。至於來自國內的同仁，因有相近的生活經驗，所以一見如故，甚至本是老友，就有勞接待了。首爾三日，最堪記取的，是血濃於水的同胞愛。韓國與我國的學術交流，未因斷交而中止，現有九十八所台灣的大學，與一百八十五所韓國的大學締結姊妹校，往來密切。此行匆忙，未及聯絡我的韓國老同學，他們已執中國學的牛耳，昔日在台北，慷慨高歌，甚至以閩南語交談，完全推心置腹，是我回憶錄預定的一章，誠盼他們健康。孫中山先生早就指出，朝鮮半島是東方的巴爾幹，也就是火藥庫。他似乎料到，南北韓會分裂，而且背後各有強權。韓國現在必須緊靠大陸，用以牽制北韓，駐韓國的台北代表部，也因此特重安全與應變，保護我國人士和我方權益，此時工作的重點，在啟動與韓國的經濟合作協議。看來，這個世界上唯二的民國，今後會正面相處。久別重逢的漢江，第一眼是深藍色，一如我見過的地中海，值得裝在瓶中，帶回台灣，用來寫鋼筆字。隔日再望，則已恢復常況，或是不同的天光雲影所致。日本作家筆下的聖城首爾，既熟悉又陌生，既東方又西洋，既古典又現代，等候我第四次的到來。久別重逢的漢江，第一眼是深藍色，一如我見過的地中海，值得裝在瓶中，帶回台灣。日本作家筆下的聖城首爾，既熟悉又陌生，既東方又西洋，既古典又現代，等候我第四次的到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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